中国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经济

 
作者认为，当今中国经济困境是突出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必要代价，任何寻求刺激经济的举措，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图为北京CBD市景。（法新社）

西方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，众多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形势对自己的影响。中国市场期待政府出台各类刺激政策，唯独不去议论中国经济从何而来与何去何从是由什么决定的？

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轨迹从来不是经济推动，而是执政党的政治推动的。执政党政治利益决定其坚持的理念，理念决定了执政党确定的目标，目标决定执政党通过政府制定的政策，政策实施影响了经济。中国社会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，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。

过去中国经济是政治决定

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，用三年时间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，确立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，私有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干净，即使留有一点小手工业的私有经济，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。中共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，确切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，或初级阶段。这个经济方式不是生产力自然演进的结果，而是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、以苏联为榜样建立起来的。中共给人民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，于是有了创造历史的动力。

虽然毛泽东发动的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命悲剧，但这只是党艰辛探索的代价。即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，这还是被认为是党艰辛探索的努力。

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基于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，他认识到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。邓小平的主张成为中共的共识后，转变了政府政策，立即释放几亿中国人民蕴藏的生产力。

在苏联和东欧剧变后，邓小平更加迫切地推进改革开放进程，扬言“谁不改革，谁就下台”，军队领导人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。强有力的政治推动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，中国崛起由此而来。邓小平的逻辑是发展生产力，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基础。

现在中国经济还是由政治决定

4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改变了社会，私有经济壮大了，私有经济的老板讲话越来越大胆，马云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共的金融政策，漠视党的领导。

人们的观念改变了，相当多知识分子拥抱普世价值。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了，不少党校教师在课堂上抨击共产党。《人民日报》曾指出，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官员该猛醒了。这些现象在威胁中共的领导，和平演变有完全的可能。于是，中国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方面面出现了。

第一，加强国有企业，遏制私有经济。2008年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中国高层领导坚信市场经济的缺陷，坚信中国政府控制下的经济运行模式，比西方经济模式更好。当时，中国正进入改革深水区，在这个时刻遭遇金融危机，给了中国政策制定者不必进一步朝市场经济改革的依据。

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迫在眉睫。《人民日报》刊文指出：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，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，占据支配地位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，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，必须搞好。”按照这一思路，私有经济在中国必然遇到天花板，国家掌握的各种资源都向国企倾斜。

第二，重温消灭私有制是不忘初心的需要。私有经济发展必然改变人们对私有制的认知，如果人们的理念从相信公有制到相信私有制，必然为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奠定社会基础。2018年，最权威刊物《求是》发表题为《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》的文章，猛烈抨击中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。《求是》能发表这样的文章，绝对不是个人行为，这是官方提醒人们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信念。文章点名批评一直被视为倡导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吴敬琏，就是在带舆论引导方向。

第三，倡导“共同富裕”。2021年中国执政党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“共同富裕”规划，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的制度。“三次分配”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，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。

阿里巴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承诺为共同富裕捐1000亿元（人民币，约186亿新元），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向慈善机构捐赠价值约合18亿欧元（约26亿新元）的股票。电商巨头拼多多宣布投入100亿元人民币启动“百亿农研专项”。腾讯捐献500亿元人民币。但谁都无法知道他们的捐款是出于爱心还是迫不得已。当年比尔•盖茨请马云等人裸捐时，马云一口拒绝。

私利驱使民营经济老板追逐财富，政治需要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。

在消灭私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口号下，中国舆论不是去肯定马云、柳传志、褚时健等为中国经济作出贡献的企业家。相反，当司马南等网络大V发起攻击柳传志时，获得众多民众拍手叫好。

极为重要的背景原因，是改革开放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，民众产生仇富心理，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相信资本家剥削人民的叙事，用失衡的心态观察中国社会，情不自禁会怀念昔日的平均主义。老一代人对昔日平均主义社会的向往，影响了90后和00后，年轻一代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历史的无知，使他们与老一代一起构成《乌合之众》（The Crowd: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）一书所言的心理群体。

在中国舆论对私有经济的老板喊打喊杀的氛围下，私有经济的老板明白了“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，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”，于是中国的富人踏上“润”的道路。留在中国大陆的青年学子的就业目标是公务员和国企，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局面没有出现，中国经济的动力在逐渐减弱。

统计数据也是政治决定

第四，意识形态和安全高于发展经济。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突出了安全。粗略统计，安全提及89次，马克思提及29次，市场提及18次，斗争提及22次。报告指出：“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。”
为什么要强调意识形态？回答是：“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……就会发生东欧剧变、苏共垮台、苏联解体那种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’的悲剧！”

梳理中国“政治决定经济”的发展脉络，是为了强调中国执政党领袖的执政理念始终如一，就是维护党的利益，维护中共继续带领中国奔向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。只是不同时期，各个领袖的执政理念的侧重点不同，但没有本质差异。

当今中国经济困境是突出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必要代价，任何寻求刺激经济的举措，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中国经济永远必须接受政治领导，这是中国的现实，也是观察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视角，中国经济运行始终不变的最大变量是政治。用经济变量分析经济是浅层次的，有可能是不正确的，因为统计数据也是政治决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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