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时代背景
贾政生活的清代（小说背景大致设定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），是一个封建礼教高度严谨、家族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。以下几个关键的时代特征塑造了贾政的处境与压力：

家族制度的严苛性
清代社会以家族为核心，讲究“家国同构”，家族的兴衰不仅关乎个人荣辱，更与国家秩序紧密相连。贾府作为“钟鸣鼎食之家”，承载着世代荣华的期望，贾政作为一家之长，肩负着维系家族地位、传承门楣的重任。然而，贾府内部子弟的纨绔作风（如贾宝玉、贾环、贾琮等）与家族经济的逐渐衰败，形成了他内心的巨大压力。时代要求他必须以严格的家规约束子弟，同时应对外部的官场风云与经济困境。
科举文化的压迫
清代以科举作为士人晋身的主要途径，家族的延续与荣耀高度依赖子弟的科举成就。贾政对贾宝玉寄予厚望，希望他通过科举光耀门楣，但宝玉的“不务正业”与对功名的冷淡态度，与时代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。这不仅让贾政感到失望，更因违背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社会期待而倍感焦虑。科举文化的严苛性，使贾政对儿子的教育格外严厉，试图将其纳入正统轨道。
封建礼教的束缚
清代儒家伦理强调“孝悌忠信”，要求家主以道德和礼法治理家族。贾政作为贾母之下的实际掌权者，必须在家族内部维持礼法秩序，同时应对贾母的宽纵、王夫人的偏心以及其他亲戚的复杂关系。社会对家主的道德要求极高，贾政稍有不慎，便可能被指责为治家不严，影响家族声誉。这种礼教压力迫使他在处理家族事务时常采取高压手段。
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隐忧
贾府表面富贵，实则经济根基已现颓势（例如书中提到的田庄收入减少、铺张浪费等）。清代豪门需通过官场人脉、联姻和经济运作维持地位，贾政作为官场中人（工部员外郎），深知家族荣华的脆弱性。子弟的纨绔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下行风险，使他不得不在严苛治家与宽容子弟之间艰难权衡。
二、贾政的个人性格特征
贾政的性格在时代背景的制约下，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质，既有儒家士大夫的典型特征，又带有个人情感的挣扎。

严谨守礼的儒家本色
贾政深受儒家思想浸染，崇尚礼法与秩序，注重家族名声与子弟教育。他对贾宝玉的严格管教，体现了他对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信念。例如，他多次责骂宝玉不读书、与女孩子厮混，试图以严苛的家法将其拉回“正道”。这种性格反映了清代士大夫对家族责任的深刻认同，但也让他显得刻板，缺乏对宝玉个性需求的理解。
内心的矛盾与无奈
尽管贾政表面严厉，内心却充满对家族未来的忧虑与对儿子的复杂情感。他对宝玉的失望不仅源于后者不争气，也因自己无力改变家族颓势而产生的无力感。例如，他在责打宝玉时（因金钏儿之死），既有怒其不争的激愤，也有对家族名声受损的恐惧。这种矛盾使他在严厉外表下，流露出偶尔的情感软弱，如在宝玉病重时表现出父亲的关切。
对权威的顺从与妥协
贾政在家族中虽是掌权者，但在贾母面前常表现出顺从。他对贾母的宽纵态度（尤其对宝玉）虽有不满，却不敢直接违抗，反映了封建家族中“孝道”对个人意志的压制。此外，他在官场中的谨小慎微（书中提到他“循规蹈矩”），也显示出他对权威的服从性格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家族问题的果断处理。
缺乏灵活性与变通
贾政的性格中缺乏对新观念的接纳能力。他固守儒家传统，对宝玉的浪漫个性与文学兴趣嗤之以鼻，认为这些是“无用”之举。这种刻板的思维方式，使他无法与宝玉建立有效的沟通，也加剧了父子间的隔阂。相比之下，贾母的宽容与王熙凤的灵活更能适应复杂的家族环境，凸显了贾政性格的局限。
三、综合分析
贾政的压力源于时代与个人性格的交织。清代社会对家族、科举和礼教的严苛要求，让他必须以家主的身份维系贾府的荣光，但家族内部的纨绔子弟与经济隐患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。他的严谨守礼、矛盾无奈、顺从权威与缺乏变通的性格，既是他应对压力的方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族问题的恶化。他对宝玉的严格管教，表面上是父权与礼法的体现，实则是对家族衰败的焦虑投射。

贾政的悲剧在于，他既是时代的产物，又被时代所困。他试图以儒家理想挽救家族，却无法突破个人性格的局限与社会结构的桎梏。这种矛盾使他成为《红楼梦》中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，折射出清代豪门在盛衰交替中的无奈与挣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