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年前，在杭州地摊上买到一本书《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》，里面有一句他的话“我恨罪行，但从不恨罪人”。当时有点纳闷，罪行是罪人所为的，为何不恨罪人呢？丹诺没有对这句话做出直接解释，但指出，犯罪是社会本身有问题，才会造成犯罪问题，今天解决犯罪者并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。社会学家涂尔干，比丹诺走的更远，指出犯罪是对社会集体意识的侵犯，是“正常”的社会现象，惩罚犯罪有助于巩固社会规范和团结。

司马迁在《酷吏列传》说，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——司马迁认为治理犯罪的源头，不在于法令，在于政通人和，也间接指出犯罪是社会的产物。

近日，读到施威全的《柯文哲不要恨检察官 要改革体制》指出“执政者无须赤裸裸地把手伸入司法，只须提拔立场一致、敢揣摩上意的人，透过检察行政系统，就可以整肃政治。”施因为写柯的系列文章，被检察官莫名其妙传讯。他没有恨检察官，认为其只不过是奉命办事而已，问题出在上头，检察官机制被政治影响了，所以要改革。与丹诺那句话是异曲同工。

吾人对上述观点都不满意，认为不能把不法都推给社会，而不归咎个人，事实上很多罪人在犯罪前是有选择余地的。丹诺的这句话带着深深的辩护律师烙印，也是偏见，因为从辩护律师的角度，更能发现犯罪的成因，其意并不是无端宽恕罪人，而是更恨罪行。

社会是每一个公民组成的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每一个都对社会负有责任。社会治安不好，固然主要是执政者责任，但执政者的选拔、制度的改良，都是要公民合力推进的。若公民等待社会自行变好，那是痴人说梦。唯有公民尽一把力，才有真的改革。就如那个讯问施威全的检察官，至少可以抬高枪口来做事，而不是甘当司法打手。所以，施的文章改为《不要只恨检察官，更要改革体制》更加切合实际。而丹诺那句话可以补充为“我恨罪行，不恨罪人，罪行不可赦，罪人或可宥”。